论唐代诗人受拾遗补阙诸官的政治心态 /编号:VZ8725e
本文摘要:“学术精果,操行坚明”,是对窦群的才学和品性的极高评价,一个当年如此推重的对象,几年后怎会“慢”待他呢?从这篇贺文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,无论代表谁的态度,“谏诤之职,政化是参”一语对拾遗的政治等待还是很高的。而窦群任拾遗后未几,即碰到了改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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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学术精果,操行坚明”,是对窦群的才学和品性的极高评价,一个当年如此推重的对象,几年后怎会“慢”待他呢?从这篇贺文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,无论代表谁的态度,“谏诤之职,政化是参”一语对拾遗的政治等待还是很高的。而窦群任拾遗后未几,即碰到了改任他职之事。据《新唐书》卷175《窦群传》载:“时张荐持节使吐蕃,乃迁群侍御史,为荐判官。入见帝曰:‘陛下即位二十年,始自草茅擢臣为拾遗,何其难也?以二十年难进之臣为和蕃判官,一何易?’帝壮其言,不遣。”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在拾遗一职上施展才干,对不起皇帝对自己的倚重和恩惠,因此,他不愿充和蕃使。这一段话既体现了窦群的思辩能力,也体现了他对拾遗一职的看重。

  除了直接向皇帝陈谢或者道喜之外,受拾遗之后,朋友之间也有道贺的,在这些道贺的文字里,我们也能看到时人对拾遗这一微职的敬佩立场。晚唐刘蜕的友人自外府协律郎召拜为右拾遗,他热忱弥漫地写了一篇《贺友人拜右拾遗》文,文中充斥豪情地瞻望了友人弘远的前途:

  臣尝学旧史,承训先臣,皆以奉上自致为荣,附下苟进为耻。臣所以既孤之后,义不因依,卖洛中之薄田,归阙下之旧宅,退藏其迹,私誓于心,不邀利于权门,不求名于众口,星霜苦节,夙夜精诚。唯愿投躯盛时,自结明主。愚诚神感,人欲天从,果蒙陛下自记姓名,猥怜孤直,振零丁于失望,拔暗昧于无阶。专断皇明,超生至清列。俯降中贵,内赐官告,特建恒例,光宠贱臣。俾其不出户庭,坐生羽翼,万乘良知,一举成名。公朝得尽节之方,私室无谢恩之处。顾惟凡陋,叨此殊尤。缠激血诚,铭镂肤骨。采拔恩重,泥途感深。毕性命认为期,裂肝胆而何述![3]卷626

[7]司马光.资治通鉴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6.

  显然,从八品的拾遗和从七品的补阙并不是一个让人不起眼的小官,而是“承密命”之近臣。从上引之制诏不丢脸出,授此二职的标准有四:一有文才,所谓“雅有文词”、“该通词艺”是也;二有德行,所谓“纯孝”、“达礼”是也;三有胆识,所谓“耿介”、“直言”是也;四有政能,所谓“兼政术”、“以干称”是也。而这四者中,前三者尤为主要,“有正人之行,诗人之风”是最经典的概括。所以,假如不意想不到的起因,担任拾遗和补阙,总能按照循资历的选官程序,天然而然地升入更高档次的官职。所以,此二职“开元以来,尤为清选”,名不虚传。?

  拾遗帝侧知难得,官紧才微恐不胜。好是中朝绝亲友,九西岳下诏来征。

[4]仇兆鳌.杜诗详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

  拾遗和补阙是唐代谏官体制中的两个重要官职,因为品级较低,所以许多初入仕途者都曾担任此职。在重文尚谏的历史背景下,唐代有文学才干的诗人,亦多经此二职。初唐的陈子昂、张说、张九龄,盛唐的王维、杜甫,中唐的白居易、元稹,晚唐的郑谷、杜牧等人,都是担任过拾遗或补阙的出色诗人。唐代诗人的情绪和思维是很丰盛的,而其初受拾遗和补阙之类谏官时的感情表现尤为特殊,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唐代谏官的授受规矩,而且更能感想到唐代诗人们的政治心态。

  拾遗和补阙是武则天垂拱(685?688)年间设置的官职,拾遗为从八品,补阙为从七品,“左右补阙各二人,内供奉各一人,左右拾遗亦然。左属门下,右属中书”、“掌供奉讽谏”[1]卷21。拾遗、补阙官品虽然不高,但作为谏官,可以随朝官议政,直接参加朝政,因而很受器重,“开元以来,尤为清选”[1]卷21。武则地利期常以此职作为嘉奖士人的手段,一度造成了授官杂滥的现象,当时有人讥讽道:“补阙连车载,拾遗平斗量。”[2]卷4不外,这只是短时期的不正常景象。在正常情形下,授、受拾遗和补阙,都是一件严肃而稳重的事。

参考文献:

  “涕泪受拾遗”[4]《述怀》,感激应该是受拾遗和补阙者的独特心态。唐代选官轨制比较烦繁,如果依照循资格的原则,从释褐到授从八品的拾遗或从七品的补阙,要经历好几年。这几年的磨砺能让他们感触到官扬的规则,品味到入仕的艰巨,从而对受拾遗或补阙产生一种珍爱感,感激心。而对未经选官程序,超拔至拾遗或补阙的人来说,这也是一种令人艳羡的殊荣,因而更加布满感激之心。不过,因为拾遗和补阙是一个绝对特别的官职,皇帝授此官有其既定的标准,而接受此官的人自然应该以这一标准或从新考量自己,或鼓励自己。而对这种感到的表达情势,则是我们意识他们受拾遗补阙心态的切入点。

  刘蜕是宣宗大中年间进士。宣宗是晚唐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,史称“小太宗”。史载:“上(宣宗)尝以太宗所撰《金镜》授(令狐)?,使读之,‘至乱未尝不任不肖,至治未尝不任忠贤’,上止之曰:‘凡求致太平,当以此言为首。’又书《贞观政要》于屏风,每杂色拱手而读之。”[7]卷248刘蜕文中所说的“丞相致主上,复贞观之业”所言即此。又,晚唐牛李党争剧烈。唐武宗时代李党李德裕执政,大贬牛党;宣宗时,牛党白敏中执政,“及白敏中秉政,凡德裕所薄者,皆不次用之。”[7]卷248刘蜕文所说的“旧所嫌忌出弃者,稍稍援用”,正指此事。如斯看来,刘蜕此文是有所指的,正像他在文中所说的那样,他“不止为执事,且为天下不寐也”,由于他感到,友人自协律郎拜为右拾遗,正好遇上了一个“敢伺察者必当伺察,敏口舌者必得口舌”的时期,他以为朋友任拾遗,是朝廷将要重用他的开端,所以他盼望友人“无忘丞相意”,无论是在朝仍是在饮食起居方面,都要以谏臣自勉,直言敢谏,以实现“朝廷治平”。在这篇贺文里,我们看到的仿佛不是寻常的朋友之情,而是一种关乎国度前程的考虑。他从朋友任拾遗中所看到是一种重谏重贤的政治风尚,因此,他对朋友的期许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升迁,而是朝政的清明与否。

  《授郎士元等拾遗制》:?束力前渭南县尉郎士元等,有君子之行,诗人之风。顷尉于畿,亦克用?。匪躬之故,无以易焉。进思直言,入告于内。忽使流议,壅于上闻。懋乃所职,其无遗政。可依前件(授右拾遗)。[3]卷410

  《授韦启左拾遗制》:剑门县令韦启,雅有文词,仍兼政术。谏官近密,必择君子;忠谠之言,期于无隐。可左拾遗。[3]卷366

  臣伏见今月日制除平民窦群右拾遗者,臣闻直道之行,四方向德,逸人是举,天下归心。臣伏以窦群肥?居贞,包蒙养正,学术精果,品行坚明。赞咏道真,以求其志。臣顷守藩服,特所委知。及归朝廷,辄有闻焉,嫡逃窃位之责,以塞旷官之尤。岂谓天听曲从,瞽言无废。况谏诤之职,政化是参。擢于布衣,久无其比。周行庆忭,林薮震惊。晦迹宁虑于遗贤,怀才尽思于展效。[5]卷115

[1]杜佑.通典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
  显然,这则诏书与我们所援引的诏书不一样,它没有强调被征召者的文才或吏能,而是仅突出费冠卿的孝行,在传统的道德原则中,孝行是最高的德行,朝廷以孝行高峻为前提征召费冠卿,以此为模范,培育一种以忠孝为主的道德风气,从而到达“厚风气而敦名教”的社会后果。因此,征召费冠卿,本意不在于他的参政才能,而在于他任职拾遗所产生的道德感召力。

  茕独不为苦,求名始辛酸。上国无交亲,请谒知多灾。玄月风到面,羞汗成冰片。求名俟合理,名与公平远。力尽得一名,他喜我且轻。家书十年绝,归去知谁荣。马嘶渭桥柳,顺便起秋声。

  然而,费冠卿对这份诏书却有着另一篇感受。收到诏书之后,费冠卿写了《蒙召拜拾遗书怀二首》:

  元和三年,白居易受拾遗之后,满怀激情地写下了《初授拾遗》诗和《初授拾遗献书》。他将《初授拾遗》诗归讽谕诗类,既表达自己的惊宠之情,又陈述自己对拾遗一职的认识。其诗曰:“奉诏登左掖,束带参朝议。何言初命卑,且脱风尘吏。杜甫陈子昂,才名括天地。当时非不遇,尚无过斯位。况予蹇薄者,宠至不自意。惊近白日光,惭无青云器。天子方从谏,朝庭无禁忌。岂不思匪躬?适遇时无事。授命已旬月,餍饫随班次。谏纸忽盈箱,对之终自愧。”在这里,他有一种受之有愧的欠疚感,因为在他看来,拾遗能让他解脱“风尘吏”的卑贱感,感受到“参朝议”、“近白日”的世间殊荣。[6]作为一个诗人,他用比较理性的诗句陈说了自己任拾遗之后的心理。在《初授拾遗献书》一文中,白居易则以周密的逻辑和深奥的感性,表达自己对拾遗一职的逼真感受,从参政心理的角度,详尽地分析了拾遗一职的独特功能:

  文中充满了作为臣子的谦卑和虔诚,这当然是封建礼法的要求。但透过那种谦卑,我们更能感受到一个谏臣强烈的义务心。他对拾遗“选重”和“秩卑”这一错误等特征的剖析,正确地掌握住了拾遗官的职责和危险,把“不爱身”、“不惜位”作为任拾遗的根本原则,这其实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敢于直谏、不怕就义的贡献精力。白居易深得儒家美刺之术,在强调自己一定尽谏臣之职时,对宪宗皇帝的政治予以了充分的确定,并说自己只会在皇帝有“万一”之差误时,才会“密陈所见,潜献所闻”,以申感恩报德之意。这虽然只是谦卑之说,但他不放过皇帝“万一”这差误,充足解释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灵敏的长短感,表明自己将是一个无比称职的谏臣。拾遗这一官职给白居易带来的是光荣,是自负,是激进。

[2]张?.朝野佥载[M].西安:三秦出版社,2004.

  与吕温同时的窦群也是中唐政治中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,史称“群性狠戾,颇复恩仇。临事不顾生逝世”[5]《窦群传》。他研习《年龄》,“以节操闻”,韦夏卿为吏部侍郎时,把他由处士引荐为拾遗。为此,柳宗元特撰《为韦侍郎贺布衣窦群除右拾遗》[5]《窦群传》。关于窦群与王叔文集团的关系,《新唐书?窦群传》云:“王叔文党盛,雅不喜群,群亦悻悻不肯附。”《旧唐书》本传说得更清楚:“王叔文之党柳宗元、刘禹锡皆慢群,群不附之。”然而窦群与王叔文集团的关联要比史书所记的奥妙得多。首先,他与吕温是情趣相投的挚友。《旧唐书?吕温传》:“温蠢才俊拔,文彩赡逸……与窦群、羊士谔趣尚相狎。”而吕温又是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,与柳宗元、刘禹锡关系甚密,有这样一层关系,他与王叔文集团也不是“附”与“不附”所能说清的。此外,柳宗元的这篇贺文,虽然是代韦夏卿所写,但至少亦是出自他心。《旧唐书》卷115《韦夏卿传》:“夏卿深于儒术,所至招通经之士。时处士窦群居住于郡界,夏卿以其所著史论荐之于朝,遂为门人。”柳宗元亦好儒,从韦夏卿游,受韦夏卿的影响,对窦群的评价亦极高,其态度体当初这篇贺文里:

  摘 要:拾遗和补阙是唐代谏官系统中的两个重要官职。唐代诗人担任拾遗和补阙之职者甚多,他们接受这一官职时的心态通过诗歌或其余文章表现出来,清华大学二校门。拾遗、补阙是品级较低但又极有前途的清望之官职,所以,诗人受此官时基础表现为感谢;但也有辞而不受的。无论是感激还是辞让,都活泼地体现了唐代诗人的政治心态。

[5]刘昀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
  吕温是唐德宗时期受王叔文的推举而为拾遗的,《旧唐书?吕温传》载:“顺宗时在东宫,侍书王叔文劝太子招纳贤时之俊秀以自辅,温与(韦)执谊尤为叔文所?,起家再命拜左拾遗。”任职拾遗是他远大政治前途的开始,吕温是一个极有政见而且秉性比较刚烈的人,是王叔文政治团体的重要成员,只管历史上对他品性的评估并不高,称他“性多险诈,好奇近利”[5]《吕温传》,但从其政治经从来看,他应当是一个有政治主意的人,是一个有着极强的功名心的人,这篇谢表中也表现了他这一方面的特点。他信任自己的能力,观赏自己的品德,爱护入仕机遇,特别是得到拾遗一职后,他更愿“毕生命”、“裂肝胆”,为国尽节,以谢皇恩。

  从上引的制诏中我们还能看出一点信息,帝王在将拾遗和补阙授于臣子的同时,也在标举自己纳谏用直的为政之道,所谓“广献书之路,用开纳谏之门”,因而,任用怎么的人担负拾遗和补阙,还寄托着皇帝的政治愿望。如《卢告除左拾遗制》云:“告是吾贤卿老之令后辈也,以甲科成名,以家行著称,取自史阁,拔居谏垣。夫朕之不德,吏之不平,政之失中,人之不宁,四者之阙,悉陈其志。此乃汉文帝开谏诤之诏也。”[3]卷748而在唐文宗《答魏?谏疏诏》中,更明白地抒发了他要借授谏官而开纳谏之风的用意:“昔在乃祖,贞观中谏疏十上,指事直言,无所避讳。每览国史,未尝不沉吟伸卷,嘉向久之。尔为拾遗,其风不坠,屡献章疏,必道其所以。至于备洒扫于诸王,非自广其声伎也;恤髫?之宗女,固无嫌于征取也。虽然,疑似之间,不可家至而户晓。尔能词旨深切,是博我之意多也。噫!人能匪躬謇谔,似其先祖,吾岂不能虚怀延纳,仰希贞观之理欤!而?居官日浅,未当叙进,吾岂限以常典。以待直臣!可右补阙。”??[3]卷72这则制诏的内容的重心显然有些偏移,其起点好像不在授臣以官,而在扬君之德,授官是扬德的衬托。用授谏官作为扬君德的手腕,这在唐代政治中比拟常见,这一方面阐明了唐代君王爱好在纳谏上做文章,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谏官在唐代政治生涯中的突出地位:拾遗和补阙虽为低品官,但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并不低。

  本日街东见诏书,以执事拜右拾遗,朝廷之意将有在择能言者而使之言哉!虽执事材气壮健,它日无不乘之,若骤以地迁耶,未尝有也。故蜕谓朝廷之意将有在也。鲁欲用乐正子为政,孟子闻之喜而不寐。仆不止为执事,且为天下不寐也。丞相致主上,复贞观之业,自此敢伺察者,必当伺察;敏口舌者,必得口舌。旧所嫌忌出弃者,稍稍引用。蜕幸未老一二年,得见朝廷治平,著歌谣为训诂也。然人间几何,时不可遭,伏惟执事饮食起居,无忘丞相意。[3]卷789

  在唐人受拾遗的心态中,除了感激之中的踊跃向上的功名欲的满意之外,还有一种情形值得留神,那便是辞谢。虽然他们没有受官,但朝廷出自政治好处,下召征拜,因而他们的不受,也便形成了唐人受拾遗心态的另一面。从历史上来看,唐代君王作为奖励,多以谏议大夫这一官衔赏给隐居的有道之士,拾遗一职给得未几,因为拾遗是一个低品级的官,作为声誉尚有些不够体面,所以拾遗一职常用作实职来激励那些隐居者,而大多数隐者也都能接受此职而踏入仕途。不受拾遗的隐者较少,这里我们仅以费冠卿为代表来探讨这种现象。

[3]董诰.全唐文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
  大常人之情,位高则惜其位,身贵则爱其身。惜其位则偷合而不言,爱其身则苟容而不谏,此必定之理也。故拾遗之置,所以卑其秩者,使位未足惜,身未足爱也。所以重其选者,使上不忍负恩,下不忍负心也。故位未足惜,恩不忍负;而后能有阙必规,有违必谏;朝廷得失无不察,天下利病无不言,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……。今陛下肇建皇极,初受鸿名,夙夜忧勤,以求致理。每施一政,举一事,无不合于道,便于时;故天下之心,?禺页?禺页然日有望于太平也。然今后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,陛下岂不欲闻之乎?万一政有分歧于道者,陛下岂不欲革之乎?候陛下言动之际,诏令之间,小有遗阙,稍关损益,臣必密陈所见,潜献所闻,但在圣机杼断罢了。

  要害词:唐代诗人;唐代谏官;拾遗;补阙;诗人心态

  有意思的是,正是他不赴拾遗召,为他博得了更大的名声,“拾遗”也成了作为征君的费冠卿的另一层光环、另一个标记。尔后的诗人们在称说他时总要加上“拾遗”一职。如顾熊非有《寄九华山费拾遗》、姚合有《哭费拾遗征君》、李群玉有《经费拾遗所》、罗邺有《费拾遗书堂》等。不受拾遗的费冠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拾遗,这看起来是唐人称呼上的习惯,其实也是中国人政治心态中重官意识的另一种表示,费冠卿不是政治上的成功者,却是人格上的胜利者,他以不受拾遗的态度接受拾遗,兴许正是他不受拾遗的实在念头和价值寄托吧!

  在畸形情形下,唐代君王授拾遗和补阙是严正的,要遵守必定的准则和标准。那么,唐代文人在接收拾遗和补阙时是什么心态呢?在今存的唐代诗文里,我们能找到很多直接的资料研究这个问题。依照唐朝官场通例,官员接受官职之后,要上谢表,要么自上,要么请人代上。受拾遗和补阙也不例外。今存有苑咸、吕温、白居易、柳宗元等人自上或代人上的谢表,以这些谢表为主,再参照唐诗中的相干内容,我们能较清晰地看到唐人受拾遗补阙时的心态。

[6]傅绍良.唐代诗人的拾遗补阙经历与诗歌创作[J].陕西师范大学学报:哲学社会迷信版,2005(4):56-61.

  费冠卿有过艰难求仕的阅历,是潦倒使他抉择了归隐。《全唐书》卷495有他一首《久居京师感怀诗》:

  《授恭薛兼适左补阙制》:?束力朝请郎前行万年县丞薛兼适,兄弟致美,士林推许,词清行洁,政以干称。在烦剧而有余,守贞方而不易。文章随从,朝夕论思,参我诤臣,以箴朝阙。可行左补阙。[3]卷410

  诗中对于“事君”与“事亲”、“佐时”求功与“荣华”难保的思量与取舍,实在恰是他心坎矛盾的形象体现。从历史上来看,他的这种抵触与挑选并不是只产生在他身上,无论在哪个朝代,都会发生这样的人物。然而作为这种取舍的成果,每一个人却有其奇特的故事和影响。费冠卿最后决议不赴召,就是他与政治的诀别,是他对事实政治及个人前途扫兴后的宣言。他不赴拾遗召,凸起了一种天然而骄傲的人格。

  君亲同是先霸道,何如骨肉一处老。也知臣子合佐时,自古荣华谁可保。

  吕温在受拾遗之后,有很强烈的惊宠感,在《谢授右拾遗表》中,他描述自己接到诏书时的感触是:“泽濡穷鳞,雷起幽蛰。尘忝近侍,冠轶常伦。震惊失图,兢?罔据。”接着他通过自述身世,展现自己的人格和情趣,表达其竭诚奉职的忠心:

  朝廷授拾遗补阙是有其尺度的。在现存的授拾遗补阙的制诰和诏?束力中,咱们不难发明朝廷对授此类官职的详细请求。兹列举多少个授拾遗跟补阙的敕令:

  这两首诗表白了二层意思。其一,拾遗一职难得,而自己固然朝中“绝亲友”,但却能得到征召,天子是因为用贤而下圣旨的;其二,本人本已“任运”而隐,入朝为官之志已淡,所以接到诏书时,也不再有近侍帝侧的冲动和惊慌。“自惭”在这里是一种托词,是他已无意为官的另一种表现法。

  前进士费冠卿,常预计偕。以文中第实录不迭于荣养,恨每积于永怀,遂乃屏身邱园,绝迹仕进,守其至性,十有五年,峻节无亏,清飚自远。夫旌孝行,举逸人,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。宜承高奖,以儆薄夫。擢参近侍之荣,载?亻宁移忠之效。可右拾遗。[3]卷65

  诗中所描写的“久居京师”的“辛酸”,与杜甫的“朝扣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,到处潜悲辛”的悲苦情况十分类似,从诗中所讲到的“力尽得一名”来看,此诗可能作于他中第之后,而且为求得此名,他已离家10年,诏书中称他“绝迹做官,十有五年”,恐怕有些出入。“归去知谁荣”含有二层意思:一来已看淡了功名,失去了仕进的兴致;二来母亲逝世,失去了为官的能源。《全唐诗》卷494“费冠卿”题解云:“母卒,叹曰:‘干禄养亲,得禄而亲丧,何以禄为?’遂隐池州九华山。”所以,他隐居九华山并非追求入仕的终南捷径,而是意气消沉之后的决断。这种心理在他隐居之后与友的赠答诗中能够看出。与他同时的萧建有一首《代书问费征君九华山亭》:“见说九华峰上寺,日宫犹在下方开。其中幽境客难到,请为诗中丹青来。”费冠卿作《答萧建》,诗前局部刻画了九华山的壮美景色以及自己安静安逸的住所,结尾曰:“边鄙筹贤相,黔黎托圣躬。君能弃名利,岁晚一相从。”他不仅自己超越了政治功名,而且还劝友人弃名利,隐做作,足见他是一个真隐士。正是一种真隐的情趣,使他选择了拒受拾遗。他作了一首《不赴拾遗召》以明心志:

  费冠卿,字军青。唐宪宗元和二年(807)进士。丁忧庐墓,隐居九华山少微峰。唐穆宗长庆三年(823)刺史李仁修举孝节,召拜右拾遗,辞不受。今存有《九华山化成寺记》??[3]卷694。费冠卿是当时著名的诗人,张为作《诗人主客图》,以白居易为宽大教化主,以费冠卿为及门。[注:《全唐文》卷817《诗人主客图序》:“若主人门下处其客者,以法式一则也。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,上入室杨乘……入门费冠卿、皇甫松。”]这是一位以孝节著称的山人诗人,朝廷正以此下诏召征之:

  三千里外一微臣,二十年来任运身。今日忽蒙皇帝召,自惭轰动国中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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